参考消息网11月8日报道 印度《第一邮报》网站11月3日发表题为《没有单一强权，没有单一秩序：西方不再主宰世界》的文章，作者是苏门·拉伊和阿普尔瓦·拉凯什·潘迪。全文摘编如下： 数个世纪以来，国际政治一直存在中心与边缘之分。中心制定规则，掌控资本，界定安全内涵，并塑造世界大部分地区处理事务时所依托的各种机制。 中心的具体位置几经更迭，但这种架构模式本身却始终如一。如今发生变化的，不仅是谁占据着中心位置，更是世界是否还有必要存在这样一个中心。 因此，“全球东方”的崛起不仅仅是新的力量的崛起。它标志着“中心-边缘”型世界格局的瓦解。随着自主权、经济分量、战略选择权以及规则制定权扩散至更广阔的地理空间，这一旧格局正逐渐瓦解。 旧的格局开始松动 世界秩序很少会瞬间崩塌；它们往往先是经历动摇，随后进行重组。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欧洲列强、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平衡，为美国和苏联作为两大主要力量中心的崛起铺平了道路，而德国则失去了大部分战略分量。西亚和北非涌现出一批新国家，其格局由战胜国主导构建，国际联盟则负责提供制度化的框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断裂。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时，英法两国已无法再施展其昔日的影响。此后，世界进入了一个长达40年的格局，即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竞争。 苏联的解体再次动摇了这一架构，开启了一个由美国主导但局势多变的时期。随着西方国家关注重点的转移，那些曾经向中心靠拢的国家开始思考，除了追随中心，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军事干预无法带来稳定的政治局面时，这种期待开始动摇。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这些干预留下了政治动荡、内战、圣战运动、大规模屠杀和难民潮，而在叙利亚，多方外部势力竞相介入，导致该国陷入了另一场毁灭性冲突之中。 对于许多中小国家而言，摆在面前的是一个现实问题：它们的安全与繁荣能否稳妥地寄托于单一的外部中心？它们拥有的一种出路是多元化布局。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度融入了全球商业体系。在从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与经济动荡中恢复过来后，俄罗斯重建了工业和军事能力，并利用石油和天然气出口重获经济影响力。 主要进口国将俄罗斯视为可靠的能源供应方，而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则在国防领域寻求与俄罗斯合作。这些看似各自独立的进程，实际上正汇聚成一种更大的趋势：经济、军事和战略能力原本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传统中心，而如今这种格局开始出现松动。 “全球东方”正在崛起 “全球东方”涵盖了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历史和技术能力各不相同的国家。 “中心-边缘”架构建立在一种不对称之上：中心拥有多种选择，而边缘国家往往别无选择。这种不对称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如今，各国有了越来越多的替代选择，包括市场、融资方、能源供应方、防务伙伴、技术来源以及支付机制等。 除了经济层面的替代方案外，制度层面的替代选择也越来越多。诸如亚洲开发银行之类的区域性机构加深了亚洲在经济和金融上的相互依存，而新开发银行则体现了新兴经济体为扩大发展融资和本币业务所做的积极尝试。此外，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非洲联盟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也为各国开展合作提供了平台。 其意义远不止于建立了一套平行的制度体系。“全球东方”也在追问：现行秩序中的各项机制能否反映该秩序内部的权力分配状况？针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诉求日益聚焦于决策机制、发展议题及政策空间。 因此，要求获得更大“全球蛋糕份额”的诉求，其内涵远不止于经济利益；它还涵盖了政治权力、话语权以及在制定规则过程中应该享有的地位。 乌克兰战争凸显了由此带来的复杂局面。西方在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实力依然强大，但要将西方的意愿转化为各方普遍接受的结果却变得愈发困难。发展中国家寻求的是回旋空间，而非选边站队。 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西亚地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博弈表明，区域行为体、地理环境、能源网络、导弹能力以及战略伙伴关系，能够产生远超其地理范畴的影响。 这种变化的本质在于自主权的提升。生产、贸易、能源、技术、资源、市场和地理要素正日益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流动。那些曾经习惯于接受外部决策的国家，如今越来越多地掌握着世界必需的资源与要素。 中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和技术实力以及长期的战略规划，在这一转型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全球西方的影响力正在逐渐衰落，因为“全球东方”正提出更多替代方案、构建机制平台，提升谈判筹码。 全球西方必须认识到，在全球秩序的构建中，“全球东方”已不再处于边缘地位。但这未必会导致新的两极对抗。 竞争与合作可以并存，前提是战略角逐不会固化为持久的冲突。当前最关键的变化并非“全球东方”正在取代“全球西方”，而是世界格局已变得高度分散，以至于没有任何单一中心能够决定其他参与者的选择。 “中心-边缘”架构正在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