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遭遇挫折后向文家市转移。队伍中有一位年轻将领，既负责军事指挥，又始终站在部队最危险的位置，他就是卢德铭。 卢德铭当时只有22岁，却已经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毛主席负责确定起义方向和部队转移方针，卢德铭则更多承担前线组织、作战和部队整顿。两人的配合，体现了一个重要特点：毛主席善于从全局判断形势，也需要一位熟悉部队、敢于临阵担当的军事干部，把战略意图落实到战场上。 遗憾的是，卢德铭很快在掩护部队转移时牺牲。对毛主席来说，这不仅是失去一名爱将，更意味着起义军必须重新寻找生存之路。三湾改编之后，部队人数减少，装备简陋，能否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已经不只是作战问题，也考验着领导者的组织能力。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部分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主席领导的部队会合。随后，红四军建立，毛主席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一个负责政治领导和战略判断，一个长期带兵作战、熟悉正规军训练，两人的结合，成为井冈山斗争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 朱德的价值，不仅在于勇猛善战，更在于能够把分散的武装整合起来。红军初创时期，部队来源复杂，战斗经验和纪律状况各不相同。朱德注重军事训练，毛主席强调建军原则和群众基础，二者相互补足。井冈山根据地的形成，靠的并非某一场战斗，而是这种军政结合逐渐发挥作用。 这一时期，彭德怀、林彪、黄公略、伍中豪等将领也表现突出。彭德怀作战果断，林彪善于观察战场变化，黄公略以机动灵活见长，伍中豪则在井冈山斗争中屡建战功。若说朱德是毛主席身边最重要的军事搭档，那么这些前线将领，就是根据地能够不断扩展的重要支柱。 到了中央苏区，毛主席和朱德的配合更加成熟。几次反“围剿”中，红军没有单纯依靠阵地硬拼，而是利用根据地地形，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等办法。朱德负责统率部队，毛主席参与制定作战方针，两人的协作，使红军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仍能取得一系列胜利。 长征途中，局势又发生了变化。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逐步回到更符合实际的轨道。毛主席开始在重大作战决策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而朱德、周恩来等人仍承担着极其重要的统率和协调工作。 毛主席在这一阶段倚重的前线军事干部，刘伯承是不可忽视的一位。刘伯承有丰富的正规军经验，善于分析敌我态势，也重视参谋工作。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行动，并不是某个人单独完成的，而是毛主席进行战略判断，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共同组织实施的结果。 长征中的红一军团长林彪，常常承担突击和开路任务；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则多次负责阻击追兵、掩护中央纵队；红五军团在董振堂指挥下承担后卫任务。前锋、侧翼、后卫，看似分工不同，实际都关系到中央红军能否摆脱追击。毛主席对这些将领的信任，来自他们在危急时刻能够守住自己的位置。 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彭德怀的作风。长征途中，毛主席曾以诗句称赞他的勇猛，彭德怀并未把功劳归于个人，而是将相关表述改为赞颂全体红军。这样的处理，既有个人性格因素，也反映出红军将领对集体作战的认识。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作战方式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同。部队规模扩大，但装备和兵力仍有限，不能长期进行大兵团正面决战。平型关战斗中，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任政委，部队依托有利地形设伏，取得了抗战初期的重要胜利。 百团大战则体现了另一种指挥特点。1940年8月开始的百团大战，由八路军总部统一部署，彭德怀负责主要指挥，左权等人参与组织协调，刘伯承、邓小平等部队也投入作战。毛主席对敌后战场的总体判断，离不开这些将领在一线的执行能力。 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倚重的将领更加多元。朱德在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中继续发挥统率作用，周恩来承担大量军事协调工作。真正展开大规模战役时，各战略区的军事主官成为决定战局的关键人物。 东北战场上，林彪、罗荣桓负责军事与政治工作，经过长期经营，逐渐把部队训练成能够进行大兵团作战的力量。华东战场上，陈毅负责统筹，粟裕长于战役指挥，苏中、孟良崮以及后来的淮海战役，都体现了两人之间的配合。 西北战场，彭德怀面对兵力和物资都不占优势的局面，采取灵活机动作战，保卫陕北根据地。中原战场上，刘伯承、邓小平共同指挥，既要作战，又要完成战略机动。华北方面，聂荣臻、徐向前等将领也承担着重要任务。 因此，毛主席在军事上倚重的将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人。起义初期有卢德铭，井冈山时期有朱德，长征途中有刘伯承、林彪、彭德怀、董振堂，抗战和解放战争则形成了多支主力、多位名将共同承担战局的格局。毛主席的用兵之道，也正是在这种不断识别人才、配置人才、放手让将领独当一面的过程中逐渐展开。 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