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遵义城里那间会议室，别人都围着长桌坐，李德一个人坐在门口，翻译伍修权坐在他旁边，别人发言，伍修权一句一句翻给他听，他一边听一边不停抽烟，垂头丧气。这是他自己也承认过的场面，可谁也没想到，三十多年后，这个当年坐在门口挨批的人，会在东柏林出一本书，把自己写成另一个人。 李德他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28日出生在德国慕尼黑，一战时应征入伍，在东线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后留在俄国，加入苏俄红军，打过苏俄内战，还当过骑兵团参谋长，1928年越狱后秘密去苏联，进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之后，共产国际派他来中国，任务本来很简单：递送经费和秘密信件，送完就回苏联。 可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进不了苏区，这个奥地利人1933年6月已经到了上海，却一直留在上海遥控指挥，是后来在西班牙内战里指挥国际纵队第十一旅、被叫作"马德里救星"的那位。于是1933年9月，递信的李德以顾问的身份进了瑞金，还起了中文名字李德。 真正的悲剧从这里开始，当时的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他。1933年，老蒋调集五十万重兵发动第五次"围剿"，德国退役上将塞克特给老蒋出的主意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边推进边修路边筑碉堡，一点一点蚕食中央苏区。 前四次反"围剿"，红军靠的是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李德上台后，把这些经验统统否掉了，他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用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撑单纯防御的战略，要装备简陋、兵力薄弱的红军跟装备精良的敌军精锐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进攻受挫之后，他又转向消极防御，分兵把守、处处设防，死守每一寸土地。广昌保卫战就是在这套打法下打的，红军死守硬拼，损失惨重，苏区北部门户洞开。 彭德怀当面骂他："你这是崽卖爷田心不疼！"苏区守不住了，党中央只能放弃经营多年的中央根据地，1934年10月开始战略转移。长征初期的湘江之战，又是这套僵化指挥的后果。红军渡过湘江后，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殿后的红八军团不复存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和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其余各部编制都只剩不足半数。 1934年12月31日到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开政治局会议，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基本结束了李德等"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决议里写得清清楚楚："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华夫，就是李德。 伍修权后来回忆，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他完全处在被告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不断抽烟，神情十分沮丧。但李德自己不服，他坚持认为自己作为顾问只是提提意见，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对批评"完全坚决地不同意"。指挥权被拿掉后，李德提出要到红一军团去，请求被批准了，他就跟着红一军团走完了全程，他是唯一一个完整走完长征的西方人。 到陕北之后，李德进了红军大学当教员，讲兵团战术、参谋业务这些课程，在军事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上确实出过一份力。1936年红军东征前夕他提过反对意见，东征胜利后他也承认自己判断错了，作了书面检讨。1939年8月28日清晨，李德接到张闻天的一张纸条："速来机场，你飞莫斯科。" 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求他回苏联述职，正好有一架飞机送因骑马摔伤胳膊的周恩来去苏联治伤，他就搭这架飞机走了。机场送行时，他的第二任妻子李丽莲赶到，李德要求带妻子一起走，因为没有护照签证没被批准，李丽莲当场晕倒。他这一走，再没回过中国。 回到苏联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审查了他的问题，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但不再重用他，组织还告诫他不要对外谈论在中国的经历，禁止他插手一切与中国革命相关的事务。此后他被安排做出版和翻译工作，苏德战争期间当过战俘营政治教官，战后回东德定居，恢复原名奥托·布劳恩，译过列宁著作和苏联小说，拿过卡尔·马克思勋章。 这道"中国的事一个字都不许往外说"的命令，他守了二十多年。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越绷越紧。李德写了一本书，书里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件，把自己降格，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没有最终决定权，重大决策都是博古做的，仗打输了责任不在他。可当时的"三人团"就是博古、李德、周恩来，作战命令大量由李德制定下发。 第二件，拒不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路线和战术错误，把败因归到红军装备太差、根据地条件受限这些客观条件上。第三件，把长征说成早就精心规划、提前准备好的军事行军，淡化湘江之战的巨大伤亡。第四件，把遵义会议定性为"不是解决生死攸关的原则问题，而是一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第五件，对当年批评过他的同志进行不实指责。 这本书出版后在海外传得很快，一些不熟悉第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