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最嚣张的时候有多无法无天？

禹作敏用十余年时间，把大邱庄这个昔日远近闻名的穷村打造成了中国首富村，他的功劳自不必说。但从此后，禹作敏变了，变得越来越狂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嚣张的时候，变得无法无天，甚至惊动了中央！ 禹作敏（左一） 一个人取得巨大成就后，很容易骄傲自满，甚至变得无法无天，这就是人的劣根性在作怪。很遗憾的是，取得巨大成就的禹作敏也有这种劣根性。禹作敏功成名就后，认为自己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化身，谁要是敢在他个人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就会被他毫不留情地用铁的手腕来对付。 最早暴露禹作敏这种劣根性的第一件事情发生在1982年，那时禹作敏带领社员盗抢了大港水库的芦苇，被人举报，受到了县委清查组的调查。不久，他了解到此事是大邱庄学校校长李炳凯揭发的，立即对李炳凯展开报复：先撤了他的校长职务，接着派出打手夜间去李家大打出手。 李炳凯和妻子被痛打，就连李炳凯不足2岁的儿子在床上睡觉，也被禹作敏的打手给扔到了床下。李炳凯一家吓得肝胆俱裂，只好半夜逃离大邱庄，最后在静海县大屯村落了户。就连来调查的县委清查组也在禹作敏这里铩羽而归，因为清查组进驻大邱庄后，禹作敏根本不鸟他们。 禹作敏还每天安排干部和群众轮番到清查组驻地辱骂，甚至还有人对清查组组员动刀子威胁，清查组驻地的门窗也被暗处飞来的砖头给砸坏了。清查组组员们吓得连县委的指示也不管了，丢下带来的铺盖，连夜逃回了县城。 说起来，大邱庄只是静海县蔡公庄乡一个行政村，但禹作敏根本不把县乡领导放眼里，即便是天津市副职领导的指示，他也不当回事。他觉得这些人都是昏官，都是无能之辈，只有他自己最高明。第二件事情发生在1988年12月，当时，大邱庄农场工作人员田吉兴向场长孙岳先申请住房。 田吉兴提出一楼太脏，五楼六楼老人家上不去，希望能申请到二楼三楼。孙岳先脱口而出说了一句，二楼到四楼都是禹作敏的亲属住。这句话传到了禹作敏的耳朵里，禹作敏就在全村大会上指责孙岳先不与党支部保持一致。接着，孙岳先的场长被撤了，党支部成员的资格也被解除了。 第三件事情发生在1989年春，当时禹作敏以帮助孤寡老人为名，在村里募捐了10多万元。电器厂职工顾廷岳的弟弟给禹作敏写了一封匿名信，问他募集这么多钱做什么用？禹作敏很恼火，马上查出写匿名信的是顾廷岳的弟弟，立即把顾廷岳的弟弟带到党支部办公室狠狠“教育”了一番。 顾廷岳的弟弟被殴打得昏过去几次，差点断气，大邱庄医院的医生赶紧带着氧气过来抢救。后来，顾廷岳的弟弟身体恢复回单位上班，却被告知停止工作一年，并罚款2万元。顾廷岳气得狠狠打了弟弟一顿，禹作敏才下通知说，顾廷岳的态度很好，他弟弟的工作不停了，也不罚款了。 这三件事发生的时候，大邱庄还没有成为中国首富村，但禹作敏的狂妄嚣张和无法无天已经初露端倪了。在大邱庄，每个人的命运的的确确都被禹作敏随便地玩弄于股掌之间。凡是禹姓家族以及和禹作敏沾亲带故的，在大邱庄都高人一等，在各方面都享受了很大的特权。 第四件事情发生在1989年至1991年，当时县里考虑到大邱庄经济发展迅速、流动人口猛增的实际情况，就在大邱庄增设了一个派出所。禹作敏对这事高度重视，亲自出任了这个派出所的指导员。但他历来不是守规矩的人，他要求把大邱庄的治安联防队队员也列入正式公安编制。 但很显然，禹作敏的这种要求是不符合规定的，自然遭到上级拒绝，为此，他非常恼火。2年后，该派出所又被撤销了，但禹作敏作主扣住部分枪弹坚决不上交，甚至因为此事，禹作敏连天津市公安局主要领导都恨上了。部分枪弹拒不上交的事情，为几年后的冲突埋下隐患。 第五件事情发生在1991年4月，中国乡镇企业家第二届年会如期在沈阳召开，有官员在会上对禹作敏骄傲自满的作风作出了委婉的批评。禹作敏非常恼怒，认为这是当场让他难堪，还没等会议结束，他就回了大邱庄。 第六件事情发生在1991年夏天，当时天津市委市政府号召捐款抗洪救灾，大邱庄认捐了100万元，但当禹作敏得知负责此事的是天津市某位副市长时，他马上脸一黑，命令会计一分钱都不许捐出去。禹作敏就这样，通过多次事件，慢慢走向了市县两级党委政府的对立面。 第七件事情发生在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党的“十四大”的党代表，本该最有资格的禹作敏却“意外”落选了。其实，这已经是天津市委对禹作敏发出的一个“警告信号”，遗憾的是，禹作敏不但没有从这个“警告信号”中深刻警醒自己，反而公然与天津市委唱起了“对台戏”。 6月20日，中共大邱庄党委开始向新闻界发出一封《公开信》，信中充满了禹作敏对天津市委的孤愤、怨恨和对立情绪：“我们声明，今后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天津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 对禹作敏来说，真正致命的事情其实是在此期间发生的另外三件事情，与这三件事情比起来，上述的这七件事情都是小儿科而已。第一件致命的事情